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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钟书甘于寂寞出管锥编闭门谢客

发布时间:2019-07-13 00:12:05

钱钟书甘于寂寞 出《管锥编》闭门谢客

作为文艺理论家的钱钟书  作者:周思明  说钱钟书是现代中国的一位旷世罕见的文学天才,当不为过。他藏书不多,却满腹经纶;他精通创作,也深谙理论;他既能创作出像《围城》那样的旷世奇书,也能撰写出像《管锥编》、《谈艺录》那样博大精深的文艺理论着作。  考察钱钟书的文艺理论批评成就,不能不提到他的两部着述:《管锥编》与《谈艺录》。《管锥编》被文学界誉为通奇之书,涵盖周赅,文茂辞诚,神机妙算,独迈超伦。《管锥编》出版后,钱先生声名鹊起。现在的人如果能有如此声名,肯定是到处讲学,接受采访,电视有形,报纸有文,百家讲坛,家喻户晓,赶场赴会,不亦乐乎。然而钱先生却一反俗常,闭门谢客,此举固是因其年老不胜世人打扰,但钱先生更深知“行出于众,众必非之;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”之理,声名一高,诽谤必随,而独甘于恬淡寂寞。相反,某些当代达人却正应了那句话,而屡屡成为人们的靶子。后人对《管锥编》如何看,钱先生早有逆料。“少年喜谤前辈”是普遍现象。对《管锥编》金克木先生有其独到诠释,韩诗外传与庄子秋水讲得明确。管窥锥指以喻小,这反映钱先生的谦虚。该书乃是以诗文印证小说戏曲描写之考论。小说戏曲诗文原本不是互相隔阂,世上很多事物都不是互相隔阂的,故钱先生借此拟打通彼此。有人说,钱钟书是大学问家,而不是大思想家。我却不以为然。其实,思想与学问不可分开,仅只表现形式不同而已。有人寓思想于学问中,有人则把学问通过思想来表达。钱先生眼界宽广,贡献之一是扩大人们学术资源眼光。  钱钟书的另一部着作《谈艺录》,被誉为杰出的古典诗话作品。通观《谈艺录》,可以看到它所体现的诗学观点在情为诗之源、诗与现实的关系上,与《诗大序》一脉相承并且各有所发展。钱先生甚至直接将“谈艺录”用作自己着作之名,并说:“因迳攘徐祯卿书名不加标别,非不加也,无可加者。”《谈艺录》对艺术形式美的探讨占据了首要的、主体的位置,而对文学的思想意义则较少涉及。钱钟书说:“吾辈穷气尽力,欲使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与哲学、历史、社会学等为一家。”《谈艺录》主要以文言形式、札记写法,对中国古代尤其唐宋以降直到近代的诗人、诗歌,予以沿波探源、旁征博引、中西对照式论析,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国学与西学素养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。《谈艺录》以探讨中国传统诗学为主要内容,涉猎范围囊括美学、比较文学、修辞学、艺术论、创作论等。中国诗歌有几千年历史,作者聚焦于宋元明清四朝。除陶渊明、庾信外,唐代以前的诗人几乎全被搁置。唐代诗人谈得较多的是韩愈、孟郊、李贺、李商隐等人。宋代诗人是钱钟书最为关注的,主要论述了梅尧臣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、陆游、杨万里等人。这种对宋代诗人的格外关注,孕育了钱钟书于1958年出版的《宋诗选注》。在元明清三代诗人中谈得较多的是元好问、方回、钟惺、谭元春、王士祯、袁枚、赵翼、蒋士铨、龚自珍、苏曼殊、王国维等人。《谈艺录》中对于诗人和作品的批评,李贺所占的篇幅最多,可见钱钟书先生对其重视程度。  回望钱钟书的非凡文学人生,他性格独特,既有古今才子恃才傲物的独异个性,也有文学大家所鲜见的童心,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袭来的政治风雨,他的童心亦不得不随之变得苍老,虽然钱先生的才气始终不减,但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,乃至一度沉默。因才高一世,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诩,相当之“狂”。据资料记载:钱钟书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。甚至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,断定父亲的学问“还不完备”。他“架子”很大,不愿拜访别人,更不拜访名人,曾引杜于皇的话说:“即使司马迁、韩愈住隔壁,也恕不奉访!”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钊,他也懒得理会,无动于衷,后来看到章氏《柳文载要》,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!性格即命运。我想,也许正是钱先生具有如此刚正不阿的个性,才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文学成就。无论是《管锥编》还是《谈艺录》,钱钟书在其着作中既继承了传统诗话的长处,又广泛汲取欧美文艺思想,行文优美,引文繁富,多所创见,其中类似“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;南学北学,道术未裂”的打通精神,“唐诗以丰情神韵擅长,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”等学术观点,都在学术界脍炙人口,广为传诵,充分体现先生的渊博和睿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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